擺渡生死間 分秒不放棄

自2010年试点启动公民器官捐献后，截至2021年12月10日，中国捐献器官志愿者登记入册人数已超过411万人。与此同时，共有3万多公民在逝世后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使超过10万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这个数据也使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数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但对于被誉为「生命摆渡人」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而言，却在承受着数倍于常人的心理压力。一边是焦急等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的病患；一边是正深陷即将失去至亲悲痛的家属。他们分秒必争，力争「摆渡」两个陌生人，能够跨过忘川，绽放新的生命。◆香港文汇报记者赵臣 安徽合肥报道 安徽省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杨娟，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初见杨娟，身材娇小，言语轻柔，让人一度怀疑她是否能够承受如此的心理巨压。事实上，39岁的她已在医院工作近20年，曾长时间负责器官移植病人护理工作。2016年，医院正式成立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办公室，于3年前接受了人体器官捐献专业培训的杨娟成为该院第一位专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难忘首次成功 认识生命之「重」 回想最初入行的几个月，杨娟屡屡经历家属拒绝，直系亲属无法联系，未能有零的突破，也曾使她一度想要放弃这份工作。 2016年7月的一个深夜，医院OPO黄山片区打来电话，告知有一位自发性脑出血患者的家属有捐献意愿。「我们赶到黄山的医院已是凌晨3点多，确认完捐献者情况后，我便开始在心里演练与家属的沟通过程。」杨娟坦言，她当时特别紧张，但她没想到的是，介绍完捐献流程后，家属毫不犹豫地签了同意书。「后来才知道，捐献者从小父母早逝，是两个哥哥把他养大，成长过程中受到当地村民很多帮助。」杨娟介绍，一次听广播，捐献者了解到器官捐献的事情，便交代他的哥哥，如果有机会他也希望捐献器官回报社会。最后这位捐献者共捐献一个肝脏与两个肾脏，成功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杨娟说，这是她独自成功协调的第一个案例。她切身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亦让她真正认识到生命之「重」和自己工作的意义。 不顾身怀六甲 三赴监狱劝捐 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和安徽省的具体执行安排，器官捐献人士在完成捐献登记后，在捐献时，还需要获得所有成年在世直系亲属的确认。若无法当面签署，可通过书面、视频等方式授权签署确认书。2018年杨娟就遇到一位捐献者，其母、兄都同意捐献，但父亲为正在安徽阜阳市监狱服刑的重刑犯。「这次协调已经成功了一大半，我不想放弃。」杨娟不顾四个月身孕和高龄产妇可能出现的症状，一次次地亲赴监狱劝捐，最终在第三次打动了该名父亲。 只要一例可能 投入200%努力 事实上并非只要家属同意捐献杨娟便可高枕无虞。因中国对公民器官捐献在死亡判定、器官功能评估等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标准和要求，所以真正符合捐献的比例非常小，「毫不夸张，只要有一例潜在捐献者，我们就会投入200%的努力。」杨娟记得有一年片区医院接收一位溺水的11岁小女孩。夜里11点医院电话通知称患者可能达到捐献状态，吁她赶紧过去。未料车在高速半路，就再接到医院电话，小女孩已经「走了」。而根据当地器官捐献的要求，捐献者心脏死亡后便不再符合器官捐献标准，杨娟说，「说协调员的工作分秒必争一点不为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跟死神赛跑。」 尽管过去五年时间内，杨娟已成功参与协调32例器官捐献者，共促成91个捐献脏器的移植，使91个家庭得以拯救。但相比要付出的努力，这样的成功率仍然不算高。她表示，平均劝捐六七人，才会获得一个理解和授权，更多的情况是家属受传统观念影响，不能接受亲人捐献器官。 推动器捐宣传 改变传统观念 安徽省红十字会组织宣传和捐献事业部副部长、三献办主任汤常荣（编按：三献指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表示，中国要求捐献者需达到脑死亡状态才能进行器官捐献，然而这与中国医疗系统判定人死亡标准－即心死亡有别，亦会使家属认为脑死亡即未死亡，从而难以短时间内接受并作出捐献器官的进一步决定。他认为，为更好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认可十分关键。 「宣传科普太重要了！」杨娟表示，只有大众对器官捐献的观念得到改变，人体器官捐献才能更好推进。杨娟亦明显感受到近年来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捐献认可度的提升，「若捐献者生前自愿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家属的心理负担会小很多，捐献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在没有潜在器官捐献者时，杨娟会整理各种资料，同时，到医院OPO分管的各大医院、社区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科普工作。 汤常荣也称，红十字会会定期对管辖地市各大医院的ICU等重点科室医生进行专业宣教，提升他们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意识。同时，组织各地市协调员和志愿者，通过知识讲座等活动方式对普通大众进行科普宣传，让大众不断接受并认可器官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