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了生前預囑，並不是放棄治療，而是選擇如何治療」 最後一程 自己作主

编者按：生前预嘱，是人们在健康清醒时签署的指示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不做无谓抢救」，医院应尊重其意愿。6月23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提及了「生前预嘱」制度。这是内地首个将「生前预嘱」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条款，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深圳迈出的这一步，在内地引发关注和讨论。香港文汇报记者近期访问参与推动制度落地的法律人士、医学专业人士，并倾听数位已参与「生前预嘱」的受访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为生命做最后规划，让家人得以善生」，深圳的立法试水，反映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民众权利义务观念的发展变化。作为一项全新制度，要想很好地落地，则正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在解读《条例》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实施层面还有许多细则需要完善。 7月5日，杜芹来到深圳公证处，在一份声明书中明确了对未来医疗问题的决定：到了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不作无谓的抢救，也不想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中年人而言，这个问题似乎还很遥远。但因为年少时曾有过在ICU（深切治疗部）陪护长辈的经历，让她一直觉得，生命的质量比长度更重要。「生前预嘱是对待生命、对待死亡的态度的问题。在我现在还是非常理性，也很有决策力的时候，就把我的态度表明，这是对自己的负责。」杜芹说，她希望成为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的一方。◆香港文汇报记者 郭若溪 深圳报道 「生前预嘱制度是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对患者的医疗自主权更充分的保障和体现。」深圳市衞健委政策法规处处长陆钰萍表示，生前预嘱制度尊重患者的医疗自主选择权，化解亲属选择困境，同时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有助于社会树立正确的生死观。「《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后，当个人的意愿与亲属的意愿相矛盾时，法律将会保护个人的意愿。」 替家人决定比替自己更难 杜芹的这份生前预嘱，是《条例》通过后较早被公证的生前预嘱之一。 年少时，杜芹的一位长辈突然病倒，在主要照护者的要求下，耄耋之年接受气管插管等有创伤性的抢救，并住进了ICU。在医院，杜芹眼睁睁地看着长辈的无助和痛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摆脱不安和自责，「她的眼神，说不上是无奈还是求救，但能感觉到她是不愿意的」。最终长辈的病情没有逆转，生命只延长了两三天。「如果自己处在相似的境况下，一定不想承受这种痛苦。」杜芹很清楚这一点。 作为一名家事律师，杜芹服务过不少处在疾病末期的客人，目睹他们以不同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有些人忌讳谈论生死，到了不得不作安排时，才在强烈的病痛中艰难面对；有些人则早早表明自己想要「有尊严地离去」，并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然而，替家人进行重大的医疗决策，往往比替自己抉择还要艰难。 并非放弃而是选择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亲属哪怕知道抢救已经毫无意义，但如果选择放弃治疗，不孝的愧疚、旁人的指摘，都会让他们产生沉重的心理压力。因此，过度抢救甚至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成为普遍现象。杜芹认为，设立生前预嘱既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家人减轻负担；也不妨将其视为「一份给家人的免责声明」，不希望自己病重时给父母或孩子带来太大的道德束缚。 「签了生前预嘱，并不是放弃治疗，而是选择如何治疗，这是很多人都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老年病分院老年病科主任王立强调，推行生前预嘱不能刻意为之，而是需要通过加强公众生命教育潜移默化，让大家了解生前预嘱的意义。 生前预嘱非老人病人专属 201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老年病分院是试点医院之一，王立带领组建了一支由医生、护士和专业社工组成的团队，开展缓和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当面对预期寿命小于三个月的患者时，他们就会充分了解患者的抢救意愿，并将其记录在病历中。 王立在老年病科临床一线工作了十多年，见过很多患者在饱受病痛折磨后毫无尊严地死去，她也更能感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深圳推行生前预嘱后，她和丈夫二人都分别完成了签署。「很多人以为，生前预嘱针对的群体是老年人或病人，是安宁疗护的最后阶段，但其实生前预嘱针对的人群范围要更广，它签署的内容是关于医疗行为的，对任何年龄段的成年人都适用，健康的年轻人也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生命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