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棒棒漸消逝 卸下竹棒紛轉行

「棒棒军」曾形成了山城重庆极具特色的一道风景。这群大街小巷遍地可见的人力挑夫，以竹棒、绳索为工具，帮人搬运货物谋生。当地人无论是去超市购物，还是搬家、装修，只要准备几块钱零钱，用重庆方言在路边高喊「棒棒」，就会有人应声而至，帮不愿负重的市民挑运回家。 然而，随着城市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棒棒」们的生计受到巨大冲击，行业走向式微。据2021年西北民族大学的调查，「棒棒」已从顶峰超过40万人骤减至不足2,000人。为了谋生，许多「棒棒」们尝试转行。 ●香港文汇报记者 孟冰、张蕊 重庆报道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哪还有多少『棒棒』？你们可以去朝天门碰碰运气。」 这是香港文汇报记者询问一名老重庆市民得到的回答。 重庆自古航运发达，满载货物的船只，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聚集。因码头在低处，城市在高处，过去的几十年，「棒棒」成为连接码头和城市的毛细血管。 「棒棒一哥」冉光辉：日常送货用不到我们了 在重庆朝天门小商品批发市场，冉光辉算得是个名人。十年前，他上衣别在腰间、肩上扛着货物，牵着3岁的儿子一步一步走下梯坎的样子被记者拍下。做「棒棒」十年，他「扛出」一套市中心60平方米的二居室，也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棒棒一哥」。 香港文汇报记者在大正批发商场见到了冉光辉，他正准备去扛运一单200多斤重的货，从货车上卸货再背上四楼，这趟辛苦的搬运只能赚10元（人民币，下同）。 随着疫情反覆，即使是「棒棒一哥」赚钱也愈来愈难。「过去重庆大街小巷都是『棒棒』，比如你去超市买了米，喊个『棒棒』五块钱送上楼。现在年轻人都习惯了送货上门，日常用不到我们了。」 冉光辉说，现在「棒棒」的行情主要随着批发市场的行情波动。服装批发需要把成箱的货物从商场运到货车上，这也是「棒棒」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疫情打击了服装批发生意，冉光辉不得不考虑转行。 上个月，他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还拜了「95后」外卖小哥为师。他接的第一个单子是将两箱矿泉水和几包日用百货，从朝天门送到白象居。1.1公里的距离，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从超市取了单，二十斤左右的商品，冉光辉将它们套在扁担上，挑起来就走。不用看导航，十多分钟后，他就将商品交到了收货者的手中。这一单冉光辉赚了8元。 虽然外卖员比「棒棒」轻松，但冉光辉仍对「棒棒」这份职业有留恋之情。 「外卖这行确实是年轻人居多，我不习惯一边看手机、一边抢单，还要一边送货。所以只要批发市场还有生意，我还是回来做『棒棒』，年纪大了，改行没这么容易。」 不过，56岁的冉光辉称，比自己年轻十岁左右的「棒棒」大多已经转行了；以前仅朝天门片区的「棒棒」就有上万人，现在只剩几百人。 「00后」吴鸿斌：干一天还不够吃两碗面 对于一部分从业者来说，「棒棒」是他们通往下一个行业的跳板，积累下生存的本钱，就有了资本学一门手艺。出生于2000年的吴鸿斌在高中毕业后，就跟随叔叔加入了朝天门「棒棒」的队伍。 「『棒棒』这个职业，对我们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最大的优点是工资即时到账，搬一次货无论是五块钱还是八块钱，我都能马上拿到酬劳，没有月结、没有欠薪。」 吴鸿斌说，自己也曾希望如冉光辉一样，在重庆买房安家。怀着赚钱买房的希望入行不久，他却发现，这一行的苦非比寻常——不仅扛货需要技巧，而且在有限的客户中寻找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于新人并不友好，有时一天赚的钱还不够吃两碗面。三年后，他转行成为了一名货车司机。 吴鸿斌用攒下的钱，租了一辆面包车（港称客货车）运货，「棒棒」时期学到的打包技术和搬货的技巧，都运用到了新的工作中，那时候认识的雇主和同行也成为了他的人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还是一个『棒棒』，只是手里不拿着那根棒棒了。」吴鸿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