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視角解讀東方智慧之書 郎寶如：《周易》是中國文化長城第一塊城磚

到底如何解读《周易》一书，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成谜。作为东方文化的智慧之书，今天该如何去读？《周易》目前在国际上传播力如何？怎样做好国际化传播？ 关于上述问题，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郎宝如认为，一定意义上，《周易》是中国文化长城的第一块城砖。◆文：香港文汇报记者 樊慧杰　综合中新社报道 作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学者，郎宝如为何以长城作喻？原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万里长城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推动世界文明进程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契合的。他用「中国文化长城的第一块城砖」来形容《周易》，无疑是给了这本书很高的评价。 占筮之书与历史著作并存 谈及《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本关于占卜的书籍。郎宝如回应道，准确说，《周易》首先是一部占筮之书，「筮」字从巫从竹，即是巫觋用竹为占，与神沟通。神秘性是占筮所必须，但它的叙事系统却是一部历史著作，是西周的开国史。只不过由于占筮的需要，屏蔽了一些关键的历史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读起来特别晦涩难懂。但《周易》的作者又特意在每一卦中都设置了一个信息密码，只要解开这个密码，被屏蔽的信息就会一一显现。 他举《蛊》卦为例，它的卦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就是信息密码。通过六经互证，这个密码就可以解开。《周礼·春官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昊天上帝就是大神，宗庙中供奉的祖先就是大鬼，「示」读为地只的只，即社稷之神。在那时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天。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天子才需要把天地鬼神都祭祀一遍呢？他用《礼记·王制》中的原文来回答：「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祢」，父庙，就是大鬼。那么在商周之际，有哪位天子出征是在甲日呢？他循序渐进地阐述，《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武王十一年，二月甲子，王朝至商郊牧野。至此，密码告破，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都一一呈现出来了。 由此他总结道，其实占筮之书与历史著作是完全可以两立并存，不相妨碍的，就像《诗经》，既是文学作品，也是西周的发祥史。就看从什么角度去观照它，解读它。而他最近出版的《乾坤藏史策——〈周易〉密码解锁》就是从「被屏蔽的西周开国史」的视角去解读《周易》的。 郎宝如在多年的研究中得出「《周易》是西周建国史的历史记录」这个结论，他对此解释：「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存在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先有历史事实，然后才会有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六经也必然遵循这一规律。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到，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确立的理性主义，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结构。而我认为还须上溯五六百年，是六经奠定了先秦的理性精神。因为六经乃是孔子思想之源，尤其是《周易》，对孔子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续以「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及「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来证明自己的论断，「再从中华文化史来看，中国最早也是最成熟的人文科学就是历史学。六经皆史乃是学界的共识。《周易》自然也是史。 」 读出《周易》中的西周建国史 《易传·系辞》记载：「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然而遗憾的是，后世学者鲜有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究《周易》，这就留下了探讨空间。 在多年的研究中，郎宝如发现虽云六经皆史，但各有侧重：《尚书》是文献史；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制度史；《诗经》是诗史；《周易》则是被屏蔽的西周建国史。 他表示，若分别考察，每一部典籍所记载的都不是历史全貌，只有把它们放在一起综合考察才能还原出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是六经互证的考据方法。《蛊》卦就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解开的。此后便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了。《屯》卦：古公迁岐；《未济》：王季伐鬼方；《涣》卦：文王迁丰；《比》卦：孟津之会；《损·益》：周公东征；《晋》卦：康叔封卫。当这些历史事件一经考据出来，西周建国史的完整链条就闭环了。这就充分证明了《周易》乃是「被屏蔽的西周的建国史」论断是完全成立的。 《周易》难译 经典传播任重道远 在郎宝如看来，作为东方文化的智慧之书，西方学界对《周易》了解程度却十分有限。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序言中曾说到语言障碍的问题，认为中国哲学著作「很难翻译」，而该书译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德克·布德博士亦在英译版《引言》中说：「我们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真实知识实在少得可怜。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个老子。这个看法，甚至对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而《周易》在中国典籍中的语言困难远超过《论语》、《老子》，故西方对《周易》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够。 据资料显示，西方人翻译的《周易》，最早是1882年理雅各（James Legge）从中文译成英文，1923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从中文译成德文，贝恩斯（Cary F. Baynes）从德文译成英文，这个版本是西方人比较爱读的版本。还有1965年蒲乐道（John Blofeld）翻译的英文版。 至于内地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汉译著作，郎宝如指出了两部：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和法国学者程艾蓝的《中国思想史》。二书都有关于《周易》的阐述。虽一为东邻一为西洋，但却都把《易传》当做《周易》的思想来论述，这说明他们对《周易》的认识还较肤浅。他认为，如果能有一部可靠的外文译本供西方读者阅读，让他们对《周易》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许会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华文明的一部经典作品。